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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抢救性考古发掘是哪个遗址?

成都老官山汉墓经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920支医学竹简。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620余件文物。

相关信息：

“老官山”汉墓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100件。此外，M1出土了木牍50枚，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其中官府文书涉及内容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M3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

成都什么地方发掘出200余座大型崖墓群？

018年1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经过一年多的发掘，位于成都天府新区正兴镇的一处山头，陆续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孔洞，面朝锦江，足足有200多处。据考古现场负责人介绍，这是一处崖墓群，从东汉一直延续到了魏晋南北朝，不少墓中随葬器物丰富，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一尊青铜跪坐人像，高鼻子、大眼睛，这些典型的西域文化特征，不难让人看出，在当时的巴蜀地区，这种异域文化的交流，也反映在了民间的文化交流中。

从2016年底，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开始对正兴镇这处汉代崖墓进行发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考古人员在超过一万多平米的山丘上，发掘出了200多座崖墓，这些墓地的时间从东汉一直延续到了南北朝时期。而考古专家也倾向于认定这里是当时巴蜀地区的一处公共墓地，不少墓主人还是具有一定经济水平。

“这些墓葬的大小都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水平。”考古现场负责人潘绍池解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崖墓普遍比较小，排水系统修建也很随意，这都是因为当时国内处于战乱时期，当时的老百姓也无暇顾及这些墓地建设，以前的陶制排水系统到了后面都是用一些碎片、鹅卵石来铺设一些排水通道。

而在东汉时期的一些崖墓，面积一般都比较大，其中M19这座墓，一共有7个侧室，面积达到了83平米左右。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建造水平，也反映了那时候社会相对安定。

崖墓中，出土器物丰富，虽然被盗墓贼盗掘过，但一些随葬器物还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丧葬习俗。在M4的墓穴中，墓道尽头雕刻着汉阙，象征着“天门”，通过一个1.3米高的墓门，墓室的右手边，还有伏羲女娲造像，这些都反映出汉代比较信奉升仙思想。

在墓穴中，陶仓、陶猪、陶狗、陶鸡等随葬品都存放在里面，一些大户人家，还能够看到青铜朱雀，“这些都是从摇钱树上散落的部件”。潘绍池介绍说，龙虎纹镜、花卉文镜造像同样比较精美，其中还有一个陶狗高达45厘米。从造型上看，并不像一般的中华田园犬，更像一种猎犬。

不过，在众多的青铜器中，一尊青铜跪坐人像造型极为精美，也与墓中的其他器物风格迥异。“这尊铜像具有典型的异域特征，从面部特征就可以看出和本地人不同。”据潘绍池介绍，从外形上看，人物高鼻梁大眼睛，发型也是一种螺发，不过，由于肢体残缺，它的手上是否还持有其他东西，暂时有待研究。

成都考古发掘了什么遗址？

已发掘的重要遗地有金沙遗址、明蜀昭王陵、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船棺遗址、明蜀僖王陵、全兴水井街酒坊遗址、十二桥商代遗址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历史价值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三星堆遗址所见古蜀国的手工业甚为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

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