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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二十·本纪二十(16)

九月壬辰，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总统援军。敕恭亲王奕?照会英人，勿修城北炮台，速行议约。甲午，英使、法使入城。大学士彭蕴章、尚书许乃普以病乞免，许之。己亥，命庆廉、英桂兵驻直备调。辛丑，贼陷宁国，周天受死之。甲辰，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乙巳，抚局成。恭亲王奕?奏请宣示中外，如约遵行。许俄人驻乌苏里、绥芬。停各省援兵。敕英桂来京。议西巡。戊申，李若珠奏克复江阴。辛亥，贼陷徽州，守城道员李元度弃城走。癸丑，直隶、山东、河南贼匪并起，命僧格林沁讨之。庚申，恭亲王奕?奏洋人退至天津，吁请回銮。

冬十月辛酉朔，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以田兴恕为贵州提督。予阵亡提督周天受、周天培世职，建祠予谥，附祀道员福咸等。壬戌，以刘源灏为云贵总督，邓尔恒为贵州巡抚。甲子，敕文谦、恒祺办理通商事宜，吴廷栋督办防务。以文安为湖南提督。以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丙寅，恭亲王奕?奏换俄人和约，请用御宝，从之。辛未，俄罗斯致枪炮。癸酉，敕乐斌、英桂回任。庚辰，以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毛昶熙督办河南捻匪。辛巳，命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李若珠副之。以总兵田在田接办徐、宿剿匪，淮徐道吴棠帮同办理。

十一月辛卯，胜保奏以大顺广道联英专办河防，准其奏报，从之。癸巳，翁同书奏陈谨天戒，固邦本，收人才，练京营，争形势。得旨“收人才一条，利少弊多。馀留览”甲午，浙江 贼陷新城、临安、富阳。乙未，王梦龄奏剿贼获胜，三河肃清，并请节制黄开榜水师，从之。庚子，曾国藩奏鲍超等克复黟县。辛丑，李若珠乞养亲，以曾秉忠代之。癸卯，以杭州解严，优赉瑞昌、王有龄等。瑞昌奏陈庆端力保浙疆，请加优奖。得旨“不分畛域，皆尔大吏分内之事。甄叙督抚，出自朝旨，非汝所得擅请”戊申，命成琦会景惇查勘俄罗斯东界。癸卯，浙军张玉良攻复严州。甲寅，官文、胡林翼奏陈玉成图犯怀、桐，多隆阿会合李续宜迎剿，大败之，杀贼万馀。多隆阿赐黄马褂，李续宜加二品衔。

十二月辛酉，命西凌阿、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丙寅，命张亮基留办云南军务。己巳，始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桂良、文祥管理。以崇厚充三口通商大臣，薛焕兼办上海等处通商事务。准旗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己巳，以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丙子，左宗棠奏督军克复江西德兴、安徽婺源，予三品京卿。乙酉，以官文、周祖培为大学士，肃顺协办大学士，沈兆霖为户部尚书，朱凤标为兵部尚书。戊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额赋逋赋，又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等省四百一州县卫被灾、被贼额赋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六千零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名口，存仓谷数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五合一勺。朝鲜入贡。

十一年辛酉，上在木兰。春正月庚寅朔，上御绥成殿受贺。辛酉，诏二月十三日回銮。乙未，曾国藩奏杨载福剿贼，克都昌，解南陵围。田在田奏捻匪犯砀山，击走之，加提督衔。丙申，召翁同书来京，以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丁酉，以福济为成都将军。辛丑，贼陷孝丰，杭州戒严。壬寅，诏“纪年开秩，应予特赦，非常赦所不原者咸减除之”癸卯，左宗棠兵复饶州暨都梁。乙巳，恒福以病免，以文煜为直隶总督，谭廷襄为山东巡抚，邓尔恒为陕西巡抚，何冠英署贵州巡抚。丁未，僧格林沁奏捻匪窜入山东，派队追剿，及於菏泽，失利。得旨“僧格林沁督带重兵，北地倚为屏障。乃以饥疲之卒，追方张之寇，旁无援应，宜其败也。勇往有馀，未能持重。尚其汰兵选将，扼要严防，谋定后动，勿再轻进”戊申，诏袁甲三等“捻匪裹胁良民，未便概行诛戮，可剀切晓谕，设法解散。投诚者免罪，杀贼者叙功。并传知李世忠一体招抚”辛亥，贵州官军克复独山。壬子，翁同书奏陈抚练苗沛霖劫扰寿州，跋扈异常。诏李续宜酌办。河南捻匪窜扰东明、长垣。

二月己未朔，云南官军克复晋宁。壬戌，复置奉天金州水师营。丙寅，诏准山东抵还法国教堂地基，并敕直省遇有交涉，即行酌办请旨，勿许推诿。丁卯，张玉良军克复江山、常山。庚午，曾国藩奏左宗棠败贼於景德镇，鲍超败贼於石门洋塘。壬申，浙军克复富阳。热河朝阳盗匪陷城，命克兴阿剿之。命明谊、明绪会勘俄界，英蕴、奎英办理俄人通商。捻匪扑汶河，副都统伊兴阿、总兵滕家胜逆战阵殁。乙亥，陈玉成纠合捻匪由英山犯湖北蕲水，诏胡林翼回兵击之。庚辰，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绥俟秋间再降谕旨”壬午，朝鲜国王遣使朝觐行在。温谕止之，颁赐文绮、珍器，及其使臣。癸未，诏挑选兵丁演习俄国送到枪炮。甲申，裁撤黑龙江团丁归农。

古代皇帝大婚怎么昭告天下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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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讳操，字孟德，汉相曹参之后也，时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养子嵩，嗣父，嵩官至太尉，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乔玄南阳何颙，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诔】魏陈王曹植武帝诔曰：於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寝疾不兴，圣体长归，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乃作诔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贤圣是绍，元懿允休，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民以宁一，兴咏有章，我王承统，天姿时生，年在志学，谋过老成，奋臂旧邦，翻身上京，表与我王，兵交若神，张陈背誓，傲帝虐民，拥徒百万，虎视朔滨，我王赫怒，戎车列陈，武卒虓阚，如雷如震，搀抢北扫，举不浃辰，绍遂奔北，河朔是宾，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承相，总摄三公，光受上爵，临君魏邦，九锡昭备，大路火龙，玄监灵蔡，探幽洞微，下无伪情，奸不容非，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圣性严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过雷霆，喜逾春日，万国肃虔，望风震栗，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逾圣武，翼帝王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逾耳顺，体愉志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锺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啕，仰愬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

【策文】魏文帝为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潜，哀鼎俎之虚置，舒皇德而咏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豭豭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辅，夺我哀原，猥抑奔墓，俯就权变，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为五官中郎将，嗣丞相为魏太子，太祖崩，继位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禅于汉为帝，初，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孙权临江拒守，帝幸广陵收［《太平御览》九十三作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

《江表传》曰：魏文帝出广陵，欲伐吴，临大江叹曰：吴据洪流，且多粮谷，魏虽武骑千队，无所用之，乃还。

《吴录》曰：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见波涛汹涌，叹曰：此固天之所以隔北也，遂归。

【诔】魏陈王曹植文帝诔曰：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哀殊丧考，思慕过唐，擗踊郊野，仰愬穹苍，考诸先纪，寻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贵长传，朝闻夕逝，死志所存，皇虽殪没，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乃作诔曰：元光幽昧，道究运迁，乾回历数，简圣授贤，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践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纪，改号革年，明明赫赫，授命自天，风偃物化，德以礼宣，详惟圣质，岐嶷幼龄，研机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内，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如莹，听察无响，视睹未形，其刚如金，其劲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爵功无重，戮违无轻，心镜万机，鉴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渐，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通同，齐契共检，导下以纯，民由朴俭，绋冕崇丽，衡紞惟新，尊肃礼容，瞻之若神，方牧妙举，钦於恤民，虎将荷节，镇彼四邻，朱旗所剿，九壤披震，畴克不若，孰敢不臣，悬旌海表，万里无尘，回回凯风，祁祁甘雨，稼惟岁丰，登我稷黍，家佩惠君，户蒙慈父，在位七载，九功仍举，将承太和，绝迹三五，宜作物师，长为神主，寿终金石，等筭东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豭豭，靡瞻靡顾，嗟嗟皇穹，胡宁忍予，明鉴吉凶，体达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圣上虔奉，是顺是将，乃启玄宇，基于首阳，拟迹谷林，追尧纂唐，合山同阪，不树不疆，涂车萏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宾于幽堂，於是侯大隧之致功，陈元辰之叔祯，潜华体於梓宫，凭正殿以居灵，悼晏驾之既俟，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於轻霄，就黄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晢，归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闼之长扃。

【章】魏陈王曹植庆文帝受禅章曰：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克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又庆文帝受禅上礼章曰：陛下以明圣之德，受天显命，良辰即祚，以临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风欣庆，执贽奔走，奉贺阙下，况臣亲体至戚，怀欢踊跃。

【表】魏文帝让授禅表曰：臣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璇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历数之诏，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且许由疋夫，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臣虽鄙蔽，敢忘守节。

魏辛毗等劝进表曰：古先圣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於答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魏桓阶等劝进表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黩，昔周武中流有白鱼之应，不待济而大号以建，舜受禅大麓，桑阴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祗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信於神灵，而符合於天地也。

◇吴大帝

《吴志》曰：孙权，字仲谋，汉以孙策远修贡职，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濬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又最寿，策薨，以事授权。

《江表传》曰：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贵象，及坚亡，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权数挑战，乃自乘舡，从濡口而入，公见舟舡器仗，徒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权为，刘景升子，若纟屯犬耳。

吴志，孙权屈伸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业，性嫌忌，果於杀戮，既於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以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诔】晋陆机吴大帝诔曰：我皇明明，固天寔生，体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晖育庆，怀详载荣，率性而和，因心则灵，厥灵伊何，克圣克仁，茂对四象，克配乾坤，齐明日月，考祥鬼神，诞自幼冲，叡哲宿照，甄化无形，探景绝曜，巍巍圣姿，文武既俊，有觉德徽，兆民欣顺，将熙景命，经营九围，登迹岱宗，班瑞旧圻，上玄匪惠，早零圣晖，神庐既考，史臣献贞，龙輴启殡，宵载紫庭，辰旒飞藻，凶旗举铭，崇华熠烁，翠盖繁缨，千乘结驷，万骑重营，箫鼓振响，和銮流声，动轸阊阖，永背承明，显步万官，幽驱百灵，随化太素，即宫杳冥，亿兆同慕，泣血如零。

◇晋武帝

王隐《晋书》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开晋国，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嗣相国文帝崩，魏帝命上为相国晋王，十一月，受禅于魏，有献雉头裘者，上曰：异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烧裘，上与羊祜张华谋伐吴，朝士莫知也，潜乃筹量虚实，为战备，孙皓面缚舆榇降，有司奏，晋德隆茂，光被四表，吴会既平，六合为一，宜勒封岳，以彰圣德，诏曰：此盛德之事，所宜未议。

帝谱曰：世祖武皇帝，讳炎，字安世。

【诔】晋潘岳世祖武皇帝诔曰：粤若稽古帝皇，诞受休命，作我晋室，赫赫文皇，配天并日，大行龙飞，创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泽洋溢，上齐七政，下绥万邦，四门穆穆，五典克从，惟清缉熙，於变时雍，爱尽事亲，教加百姓，于丧过哀，在祭馀敬，后蚕冕服，躬籍粢盛，六代毕奏，九功咸咏，行敦醇朴，思贯玄妙，莅政端位，临朝光曜，胄子入学，辟雍宗礼，国老恂恂，贵游济济，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训法以礼，犷彼吴楚，称乱三代，世历五伪，年几百载，边垂虔刘，王化阻阂，羽檄星驰，钲鼓日戒，帝御群师，奉辞奋旅，腹心庭争，爪牙疑沮，天监独照，圣策乃举，朝服济江，止戈曜武，野无交兵，役不淹月，僣号归命，稽颡晋阙，邪界蛮流，傍纳百越，表闾旌善，德音爰发，虞人献箴，周书垂诰，酒惧其彝，兽戒其冒，于我大行，纵心所好，动不逾矩，性与道奥，厌厌酣饮，乐不辨颜，桓桓振旅，田无游盘，我德如风，民应如兰，靡不夙夜，无敢宴安，务农望岁，时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振廪，西流垂精，南金仰施，咏言孝思，天经地义，问谁赞事，英彦髦士，问谁翼侍，博物君子，潜明神鉴，从众屈己，道济群生，为而不恃，先天弗违，后天降时，万物熙熙，怀而慕思，颙颙搢绅，不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寝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馀，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乐天德，等寿嵩华，如何寝疾，背世登遐，迁幸梓宫，孤我邦家，龟筮既袭，吉日惟良。永指太极，宁神峻阳，群后擗踊，长诀辒辌，圣灵斯顾，岂伊不伤，家无远迩，邦靡小大，四海供职，同轨毕会，茫茫原野，亭亭素盖，缟辂解驾，白虎弭旆，龙輴即定，玄闼载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倾，哀哀庶寮，豭豭自愍，彼苍者天，胡宁斯忍，圣君不返，我独旋轸。

【哀策文】晋张华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飨之无亏，哀樽俎之虚设，叩龙輴以长叫，痛灵晖之潜逝，其辞曰：钦惟皇考，体道之真，德侔乾坤，齐曜三辰，应期登禅，协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宪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扬仄陋，故老是宾，百揆时序，盛业日新，恩从云翔，威犹霆震，江海静波，岷岳无尘，四夷率服，莫不来臣，肃慎奉贡，越裳效珍，化此弊俗，归之至淳，昔在上圣，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遘厉弥侵，景命殒颠，舍此昭晢，即彼幽玄，仰瞻靡怙，廓若无天，终制尚俭，率由典度，华幕弗陈，器必陶素，不封不树，所在惟固，贻法来世，是则是慕，大隧既启，吉日将征，锺鼓雷震，白虎抗旌，龙螭骧首，良驷悲鸣，倡者振铎，挽夫齐声，背此崇殿，将适下庭，玄宫窈窕，修夜冥冥，光灯永戢，幽闼长扃，仰诉皇穹，零泪屏营，云谁能忍，寄之我情，结心坟陇，永凭圣灵。

【论】晋干宝晋武革命论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或代谢，非人事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羲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其天意乎。

◇晋元帝

《晋中兴书》曰：中宗元皇帝，讳睿，字景文，世祖咸宁二年，生于洛阳，初诞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谯国嵇绍，少而异之，谓其友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临漳，中宗从驾，是时中宗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谋出奔，其夜月明，禁卫甚严，不能得去，有顷，天暴风雨晦暝，徼者四散，中宗间得脱，及迁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礼接名豪，设官分职，隐恤士庶，百姓归心焉，初性好酒，王导深以为诫，乃命左右进觞，躬引覆之，自是不复饮也，愍帝为胡贼刘粲所没，中宗素服出次，举哀三日，於是百僚称上尊号，帝固让，百僚又固请，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琊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不敢复逼，乃求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愍帝崩于平阳，百僚更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

《晋阳秋》曰：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琊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铎见于晋陵，灵数玄感，若合符契。

【策文】晋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鸾辂之晏驾，哀衮裘之委衿，痛圣躬之遐往，长沦景於太阴，乃作策曰：王之不极，百六作艰，鸮集琼林，鲸跃神渊，怀愍失据，海覆岳巅，蠢蠢六合，冈不倒悬，灵庆有底，见龙在田，谁其极哉，我后先天，大人承运，重明继作，抚征淮海，骏命再廓，仁风旁靡，神化潜铄，处冲思挹，居简行约，圣敬日迈，玄心逾漠，用物与能，总揽群略，林无滞才，山无遗错，恩靡不怀，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义，万里同尘，冈匪王隶，熙熙遗黎，莫知其寄，括终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庆隆，奈何氛厉，奄集圣躬，大业未恢，皇龄未中，天憯其景，昆颓其崇，豭豭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凭，恍惚极慕，若存若终，蔑焉无闻，廓焉长寂，聆音靡晞，瞻颜失觌，穷号曷诉，叩心谁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呜呼我皇，逢天之戚，呜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龙，赫赫朱韠，终焉永潜，曷其有出，明训长绝，小子何述，望阜增欷，临崩恸栗，哀兼陟方，痛过遏密，灵爽安之，反真复质，永合元漠，终始得一。

【令】晋元帝答刘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万邦之内，九服之外，咸见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辞不获已，而居王位，寻览所陈，弘旨优远，孤方当匡复帝祚，岂可猥居极位，昔有夏克复，赖靡艾之勋，周宣中兴，由申邵之佐，二公镇御幽朔，忠以卫上，建功极难，实凭远略，夷难雪耻，於是乎在。

【表】晋刘琨劝进元帝表曰：否泰之运，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难以隆中兴，故猃狁残周，以启宣王，巨猾窃汉，乃发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聪明神武，劳谦恭己，卑以自牧，体伯禽经营之诚，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义，下垂庇民之量，收罗俊乂，任贤以能，绥爰陕东，化流无外，戎狄荒服，请事率职，重译纳贡，不远万里，功高德邵，遐迩归心，况陛下道迈大宗，勋莫与二，且以亲以贤，义实兼之，是以琨敢缘天文人事徵祥之应，昧死上事，以奉尊号，原陛下无常心，以群心为心，忘其身，以万物为公，则宗庙蒸尝，不替於今，逆虏逋寇，一讨而灭，无负於天下，无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臣闻台宿在天，实承辰极，股肱虽卑，同体元首，臣负乘前朝，过充三吏，国之崇替，有与忧喜，臣闻德合两仪者，固以四海为公，智周万物者，不以一身为私，舜禹揖让，以陟帝位，汤武征伐，以济时难，彼四王者，遘会不同，登受有异，至夫外己存物，忧世遗躬，其致一也，期於爱民治国，应变合道，以为天下利而已矣，况宗庙是陛下之宗庙，百姓是大晋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庙之重，距天人之心，绝而不继，困而不拯，则宗庙不歆其禋祀，群生无所措其手足矣，况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怀国家之统，俯绝乌鸟之情者哉，昔伍员发怒，手挞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吴濞之旗，皆能宣其臣节，摅其私忿，戮尸斩将，存亡冈恨，臣诚无若人之才，实有此人之愤，苟得上凭天威，展其微效，虽陨九泉，犹以明白。

又表曰：陛下之躬执谦光，允恭克让，俯从吏议，示总万机，布旷荡之诏，开自新之路，海隅渐惠，朔南暨声，有生之伦，咸被嘉庆，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灵祇稽应，华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将绝，遗民元元，属命陛下，陛下以德则无所与让，言事固所负荷，诚宜遗小礼，存大务，援据图录，居正宸极，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闻必也正名，前圣大之，春秋传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则事有不从，信苟不立，则礼义或愆，乃载籍之明诫，开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鉴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无飨，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蕃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自元康已来，艰祸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亡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主上幽劫，复沉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荷宠二世，位厕鼎司，承问震惶，精爽飞越，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隐忧以启圣明，是以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以主诸侯，陛下玄德通於神明，圣姿合於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兴之肇，图谶垂典，自京畿殒丧，九服崩离，陛下抚宁江左，奄有旧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慑不类，杖大顺以肃宇内，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畅，则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宣王之兴，周诗以为休咏，况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苍生颙颙，莫不欣戴，声教所加，原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亿兆攸归，曾无与二，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裔之情允合，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徵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而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原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矫抗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顿首之望，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则万机以乱，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

◇晋成帝

《晋中兴书》曰：显宗成皇帝，讳衍，字世根，肃祖长子也，即位后，苏峻及祖约，阻兵作逆，诏庾亮卞壸距之，战于青溪，壸等败绩，壸死之，亮奔江州，共陶偘温峤，率众下讨峻，临阵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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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民族关系的诗句

1. 关于新罗唐关系的诗句

关于新罗唐关系的诗句 1.求有关君臣（关系）的诗句、谚语

关于"君臣"的诗句1、君臣相顾尽沾衣（唐·白居易·《长恨歌》）2、政尔良难君臣事（宋·辛弃疾·《贺新郎》）3、君臣留欢娱（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4、君臣一梦（宋·苏轼·《行香子》）5、千载君臣鱼有水（宋·刘克庄·《念奴娇》）6、唯愿君臣千万世（宋·宋太宗·《缘识》）7、君臣已与时际会（唐·杜甫·《古柏行》）8、君臣一德、志交孚（宋·无名氏·《六州》）9、眼见他一刀两断君臣定（清·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10、你看他鱼水君臣倒也情意高（清·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11、君臣际会诚难（宋·曹勋·《沁园春》）12、一体君臣祭祀同（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13、异代君臣莫更论（宋·苏泂·《金陵杂兴二百首》）14、君臣不易逢（宋·张镃·《杂兴》）15、五位君臣（宋·释惟一·《偈颂一百三十六首》）16、君臣相遇（宋·陈著·《水龙吟》）17、君臣一梦（宋·苏轼·《行香子 过七里濑》）18、君臣称瑞频腾奏（宋·岳珂·《宫词一百首》）19、君臣千载（宋·毛滂·《沁园春》）20、五位君臣（宋·释道宁·《偈六十九首》）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唐·张蕴古） ●国君好仁，则必无敌于天下也（宋·朱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天下之众本在一人（宋·周敦颐） ●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动一议可以固邦兴国（梁·王僧孺） ●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清·唐甄）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三国·诸葛亮） ●统治者必须具备外柔内刚的气质（乔·爱略特） ●谈吐彬彬有礼，柄政独断专行（朗费罗） ●试图用暴力控制人的思想的人是暴君，而屈从于他的人则是奴隶（英格兰） ●不讲法律，一意孤行的统治者就是暴君（伏尔泰） ●国家的头号敌人是暴君，在他的统治下，国家没有法律，而只有一个统治者，他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平等就不复存在（欧里庇得斯） ●暴君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倒置的圆锥体（塞·约翰逊） ●对暴君的反抗是对上帝的依从（杰弗逊） ●若有可能，奴隶也会成为暴君（塞·约翰逊） ●暴君们通常要去砍断他们爬上王位的阶梯，他们担心，如果梯 子留在那儿，别人也会爬上来（托·富勒） ●一个暴君无论杀戮多少人，也杀不掉自己的继承 者（塞涅卡） ●父子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家（唐·吴兢） ●明君不能畜无用之臣，慈父不能爱无用之子（唐·王勃） ●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宋·苏轼） ●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

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淮南子〉 ●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明·冯梦龙）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汤显祖）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 ●伴君如伴虎 ●谁离王冠太近，谁离死亡也就不远（丹尼尔） ●位历将相，国家之柱石臣也〈汉书〉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史记〉 ●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宋·王禹楗） ●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其责不可以不厚（宋·王安石） ●良禽相木而栖，良臣相主而佐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怒（宋·晁说之） ●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汉·贾谊） ●兴利除害，尊主安民〈汉书〉 ●厉精图治，将有大为〈宋史〉 ●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元·郑廷玉） ●欲知宰相能否，但视天下安危（清·申涵煜）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宰相之耳，待天下之心识而后能发圣神也（唐·白居易） ●宰相肚里能撑船。

2.关于龙凤的诗句

移

【唐】韩愈

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

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

龙

【唐】李峤

衔烛耀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

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希逢圣人步，庭阙正晨趋。

骊龙

【唐】唐无名氏

有美为鳞族，潜蟠得所从。标奇初韫宝，表智即称龙。

大壑长千里，深泉固九重。奋髯云乍起，矫首浪还冲。

荀氏传高誉，庄生冀绝踪。仍知流泪在，何幸此相逢。

龙潭

【唐】应物

石激悬流雪满湾，五龙潜处野云闲。

暂收雷电九峰下，且饮溪潭一水间。

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晓日浸东山。

回瞻四面如看画，须信游人不欲还。

3.

答：新罗与中国相邻，两者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1)你知道材料一中的僧人分别是谁吗？图一人物在历史上有何主要贡献？

(2)注重对外交往是唐朝作为开放社会的一个亮点，阅读材料二，请用一句话归纳唐朝与新罗的关系。

(3)结合材料三，简要分析西方学者把中国人称为“唐人”的原因。

(4)结合材料四及上述问题的回答，请概括唐朝的对外政策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哪些启示？

参考答案：

(1)鉴真、玄奘；鉴真东渡日本，积极传播唐朝文化

(2)例：新罗与中国相邻，两者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3)例：因为唐朝前期政治稳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唐政府采取比较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所以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望，中国人也被称为唐人。

4.唐朝与新罗的交往概况

选自2006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古代史》，第79页。

隋唐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都有来往。

7世纪后期，新罗和唐朝的往来更加频繁。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最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

唐朝的长安和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

新罗立国，参用唐朝制度，还设立国学，教授儒学。新罗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技艺。

新罗人喜读唐诗，许多文人会写唐诗。此外，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5.新罗与唐朝的文化交流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朝（618-907AD）与统一新罗（668-935AD）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

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以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

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 入唐谢罪。”

[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

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

[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冻关系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

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做出积极反应。

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1.政治关系 据《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开元二十一年，“渤海 越海入寇登州。

时（新罗王）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 。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

从此，新罗王一直都兼宁海军使一职。《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一年，“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渤海王武艺。

（正月）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

唐玄宗在给新罗王金兴光的诏书中说：“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 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似有远图，固是长策。

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捕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

警寇安边，有何不可，处置讫，因使以闻。”[32]对新罗的行动大表欢迎。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渤海，唐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全部让给了新罗。新罗景德王七年（748），于北境置大谷城等十四郡县，与唐形成了对渤海的夹击之势。

以后，唐朝也还曾向新罗求助。例如，据《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第十·宪德王纪》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发新罗兵以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新罗宪德王命顺天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

除军事同盟外，唐、罗双方在这一时期还保持了正常的封贡和使节往来[33]。每次新罗王薨逝，必遣使来华告哀，唐朝皇帝则为之辍朝举哀，并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吊慰，追赠故王官爵，赙赠锦彩等物。

同时，新罗国新王登位，也必请加册命，唐朝皇帝则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册立，加封新罗王官爵，册新王之母为太妃，妻为妃，并赐王以旌节，赐重臣以门戟，赐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新罗重视唐之册封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贞元十六年（800），新罗王金俊邕立，唐遣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

当韦丹行至郓州时，金俊邕卒，于是唐召韦丹还。到了元和三年，新罗“遣使金力奇来朝。

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

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而唐朝也满足了他的要求，“令奉归国”[34]。

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

[35]贺正使或贡使来华时，唐皇帝一般宴见于内殿，授以官爵，赐以衣物。来使回国时一般都赍回唐皇帝嘉奖新罗王、盛赞两国友谊的诏书及赐与新罗王、王妃、重臣的礼物。

如《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门云：“（开元十二年）五月辛酉，新罗贺正使金武勋还蕃，上降书谓新罗王金兴光曰：‘卿每奉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逾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

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至宜领也。” 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

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36]。

新罗所派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

明代的君主集权制度对历史有何影响？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 、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 、编定《大明律》

4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 、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 、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犹以中原为最。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 赋役制度

3 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史称：“洪（武）、永乐、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元明这际战乱造成的户口减少等问题逐步解决：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

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见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万余顷；十二年增加27万余顷。（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万余顷。）二十四年时，全国官民田数为387.4万余顷，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来新开辟的耕地。

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国征粮2610余万石；26时增至3279万石。12年间增加600多万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后期的500万石到永乐时已达2345万石。一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钱也由洪武时的400余万锭增至永乐后期的1500万锭。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此外，潮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东临清、登州、河北直沽、辽宁金州、海州等地，造船业都很发达。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见书 P252-253）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初由官办设13处铁冶所。洪武28年，改为民营税1/15。官矿衰、民旷兴。产量在以永乐到宣德升7倍。

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 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机，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 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四年（ 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海运失败，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张居正采纳了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清丈土地：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三、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1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2 东林党议

第四节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

1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南方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开发，商品市场更加繁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农耕工具增至 122种，渐臻完备。明末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反映了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进步，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突出标志。在此基础上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福建（闽江三角洲）、浙江（长江）等地水稻早晚间作，一年两熟，广东（珠江）甚至出现三季稻，“连岁三四收”。水稻品种繁多，占城稻等优质稻得到推广。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有的高达五、六石，甚至个别地方岁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产量相当可观。北方、北直隶地区也开垦了更多的水稻田；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等地区，麦、豆、玉米或谷子或黍或稷的二年三熟制已成为一种基本耕作制度。明代轮作夏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清前期在江南一带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产量继续提高，湖广的黄梅、荆州以及浙江、福建、四川的某些府县，上田亩产至五六石或七八石。）除稻米外，明清时期北方黍粟类产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意义更为重大。蕃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开始在闽粤、江浙四省种植，因其耐旱且高产，口味也好，“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逐渐向北移植，至清代已推广到全国，“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原产美洲的玉米（正德以前即传入中国），也于明嘉靖年间经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并逐渐移植内地，并未受太大重视，明后期，主要在西南和东南少数分散的地方种植，并渐渐成为山区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明末，它成了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清代于全国范围普遍种植，“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增强抗灾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并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

2 粮食生产区扩大：（长江中游、汉江流域）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湖北平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人口较为稀少，大量土地未被开垦。整个西南山区，广东、湖广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还有未加系统开垦的可耕地。明中叶，北方地区的农民困天灾人祸（如黄河多次泛滥）纷纷从河南、山东、淮河等地迁出，他们中一部分迁到江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山区，一部分则来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也此同时，江财、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劳动者，也开始较大规模地移居到湖广地区，尤其是江西省人，在湖广地区垦种土地者人数最多。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流民，则滞留在汉水流域的荆襄山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垦荒围湖，渐渐定居下来，开广耕地，使湖广地区成了明朝新兴的粮食产量。

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展，形成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著称的专业地区。例如晚明开始在福建种植烟草，康熙年间已传至湖南、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种茶、腊、苎麻、蓝靛一类经济作物占到全部土地 1/3），烟草占地则至6／10～7／10，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江南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阆中。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斑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 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铱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与商业资本活跃：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古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筐！佣金银1两；缫丝，每日佣金银4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回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这些商帮，在此厉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另有闽商“货潮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经济空前繁荣。首先老城市商业更加兴盛。有一类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以及诸王封地开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军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业兴盛而格外繁华。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四方之人威鳞集焉”。其次，新市镇大量涌现。沿运河的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性城市。由于长江上游的开发，长江在东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兴起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城镇，成为商业中心。其中汉口日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江浙地区的新兴市镇星罗期布。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手工业的比重在城镇经济中明显增加，这是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和传统城市经济最大的不同。如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嘉善的千家窑镇则“民多业陶，甓植繁兴，贸迁日伙”。仅江南苏、松、杭、嘉、湖 5府地区，以工商

关于王安石变法

无论选择赞同变法还是反对变法，都要自圆其说。

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是什么？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是为什么？一是为了发放朝廷官员的工资，而是为了应付皇家贵族的开销，三是为了打仗--打西夏，西北望，射天狼。当然这其中最用钱的地方还是打仗。王安石知道宋神宗想打仗，但是没有钱不行，他就提出用变法去增加财政收入。变法是怎么变呢，无非是多增税，重新丈量田亩，把荒山、滩涂等地纳入税源，打击贵族的偷税漏税行为；并将税收的增收率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这么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开源，为财政开源。

司马光也知道现在朝廷缺钱，但他坚决反对开源增税，因为司马光隐约觉得这样的税制改革可能会导致动乱。增税不是发钱，老百姓不一定愿意，再说了把增税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地方官会不管百姓的死活。因此，司马光认为解决财政问题不能是开源，迫不得已可以采取节流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限制皇亲国戚、王侯贵族的日常开销，但是司马光的节流方案却没有被宋神宗采用，因为这位皇帝不想让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天天喝稀饭....

王安石的变法，得罪的是一部分老百姓和下级官，司马光方案得罪的贵戚，

看看你心里更赞同谁

就怎么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