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代皇帝。
解析:
宋神宗,英宗长子,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
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人物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生平】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诗词风格】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轶闻】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并对夫人道:“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黄庭坚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破例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过程,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可视为巧对。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写作风格】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宋神宗赵顼[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D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铖,宋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赵顼即位,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赵顼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7岁,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生平简介
早期经历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庆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铖,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登基为帝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着“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 ***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变法失败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为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 *** ,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cctop.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着、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愎倬又埃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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