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粮荒 成都储备粮

童年的记忆

    1957年我们家由汉口球场街搬到了武昌长航技术学校宿舍（以下简称技校），技校宿舍的左边是陈家湾，全是菜农，长航宿舍前面都是菜地。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

    我记得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到处敲锣打鼓，红旗飘扬。人民公社成立之初，一片繁荣景象，陈家湾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无论男女老少开饭的时候都可以进去吃饭。那时候我年纪小，很是羡慕。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刚刚过去，三年自然灾害降临，闹粮荒成了新中国普天下的大事件，食堂办不下去了。

    1959年9月1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背上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来到武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上学，（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后改为湖北大学属小）。那个时候我们的书包都是各式各样的，学生中只有很少数双职工的孩子或家里经济条件好的才买得起漂亮的帆布书包。女孩子是花布做的，男孩子的是深色布做的，就像现在的环保袋俗称兜子的那种。只不过带子长一些可以斜背在肩上。那个时候双肩背包听都没听说过。

    那个时代我们的学习用具也是非常简单，铅笔盒是长方形薄铁皮做的，上面印有各式各样的图案。从一年级一直用到小学毕业。最后铅笔盒上的图案都磨掉了还舍不得扔掉。用坏了自己修一下接着再用。铅笔用短了，套上笔帽又可以握住了，直用到没法削时才会丢掉。

      我最喜欢上手工课，开学典礼后，发新书、作业本，还发手工作业的材料。那时的手工就是厚草纸板（又叫马粪纸板），可没有现在的纸板硬，质量也没有现在的好，上面简单地印上图案。有手工课时要带上剪刀，针线，还有浆糊，浆糊都是家长拿面粉放在炉子上自己熬的，然后放在火柴盒里。记得手工做过《小猫钓鱼》。同学们按照老师先做好的样品，认真地拿剪刀先按照图案一一剪下来，然后组装。活动的关节要拿线订起来，做好后一拉手柄，小猫的钓竿会上下移动，同学中手巧的一会儿就能做完。手笨的一堂课也完不成。手工课还有用小刻刀雕刻石膏板，雕刻石膏都是些比较简单的图案。

    美术课常用蜡笔，蜡笔盒是老虎头的图案，非常漂亮，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12色一盒。还有高级的蜡笔上包了一层纸，使用时用一点撕一点，有纸保护它不会把手弄脏。家里条件好的学生使用的是彩色铅笔，一支支的排列整齐的放在漂亮的开盖盒中。一个班里也没有几个同学买得起这种彩色铅笔。图画本上面事先印好图案，没有颜色。同学拿蜡笔染色，细心的女同学涂的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男同学的作品可大多不敢恭维了。净是涂得出了格，或是颜色重叠在一起，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都有。三年级就上水彩课了，水彩盒像铅笔盒大小，里面有蚕豆大小的12种颜色，水彩块被硬纸依次隔开，下面还有放毛笔的空格，笔盒的图案记不清了。那时同学之间没有讲吃，讲穿的。艰苦朴素的精神蔚然成风。在我们学生身上完全统一的只有胸前鲜艳的红领巾。

    吃的东西更是没法跟现在比。因为我们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了挨饿的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肚子，菜没有油水。家长更惨，看着孩子没吃饱。都是从自己的碗里拨出一些给孩子。宁肯自己饿着。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最困难的时候随母亲到沙湖边摸螺蛳和蚌壳煮着吃。为了解决肚皮问题，放学后或放暑假到中科院油料所拾麦穗、稻穗和白菜帮、包菜帮。春天就采摘槐树花与大麦粉一起煮着吃充饥。

    1962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弟弟们在长航党校院墙外的槐树上摘槐树花时，一脚踩上了枯枝从树上摔了下来，摔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还好因为树不是很高没有什么大碍。这就是我们50后的人小时候的生活写照，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岁月催人老，时间过得太快了，真是光阴似箭啊。 武师附小始建于1951年，听老人们说日本人战领武汉后这里曾经是日本人的养马场，后来改为了学校。那个时候学校规模不大，只有三排平房，硬件设施没有办法与现代的学校相提并论。

    1984年1月，湖北省委为统筹安排和发展湖北省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决定将师范学院由原武汉市领导改为由省直接领导和管理。同年6月15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速发展和改革我省高等教育的决定》文件。8月11日，教育部同意将武汉师范学院改为湖北大学。1984年9月，武师附小随之改为湖北大学附属小学。

    我所在的武师附小一年级共有五个班，我是一年级二班，在附小读到3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分校了，武汉师范学院的子弟留在附小，非师院的子弟全部安排到附近的宝积庵小学。这次分校对于我们这些非知识分子的子弟在心理上的确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从那时起我基本上没有去武师附小玩过。武昌宝积庵小学（1965年改为东升小学）内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看上去应该是新教学楼。我被分到三年级（6）班。班主任姓姜，学生背地里叫他姜疤子，因为他左额头上有一块比较大的疤痕缘故。姜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班主任，我的美术兴趣爱好与姜老师有不解之缘。我们班教室后边有一块新黑板，不知什么原因姜老师让我负责把它办成黑板报。接到任务后我把班上自认为字写的好的同学找来，让彭海滨、曾洁珉她们负责抄写文章，我负责版面和报头设计。为了把黑板报办好，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跑到武昌司门口新华书店买来了《黑板报报头设计》认真地临摹。第一期黑板报终于办出来了，同学非常满意，姜老师在班上进行了表扬。之后我的干劲更大了，每期黑板报都非常认真地办。我的绘画技能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966年的6月，我小学马上就要毕业考了，学校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没有进行升学考试，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宋伟被分配到了武师附中（现在的湖大附中），其他同学都分配到了武汉市三角路中学。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考到什么样的学校，我分配到武师附中的确也算幸运，由于文革的原因就算有这个想法，也不可能实现。我的大半生的实践证明，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包括父母们也在设计，甚至专门请一些做咨询的人来设计人生。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人生是一次次的偶然，具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我的职业是教师，就向我当初并没有想做教师。包括我上大学，以及高级教师等。当初我就想有一份工作干什么都行。

明朝末年的时候，四川人是不是都是张献忠屠杀的啊？

楼主你好，张献忠据有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先生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

《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

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

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

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而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资阳地区崇庆州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清军。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　

希望楼主采纳，谢谢。

说一对男女有奸情，是因为他们都带有发生奸情的工具，是哪个古人的典故？

刘备入了成都，因为旱灾引发了粮荒，为了节省粮食，于是下令禁酒，对私自酿酒者都判以重刑，结果有司还真的在一户人家发现了酿酒器具，于是准备按照酿私酒的罪名进行处罚。没过几天，简雍与刘备外出游观，在路上见一男一女前后而行，于是简雍对刘备说：“你看，这男的不太地道，估计是想奸污这个妇人，为什么不把他绑了送官呢？”刘备惊问：“你怎么知道他要行淫？”简雍回答道：“既然那家人有酿酒器具就等同造私酒，那么他身上长着那玩意肯定是要干那事了”刘备一听，被逗得哈哈大笑，说：“好你个简雍，你小子是绕着圈子向我进谏呀。”于是，就让人放过了私藏酿酒器具的那户人家。